第229章 集中解答
第229章集中解答
月末最后一天了,正好借着这个机会,把这段时间出现的,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集中做一个解答。
——刘贾的身份。
根据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,《史记·卷五十一·荆燕吴传第二十一》记载:荆王刘贾者,诸刘,不知其何属初起时。
译:荆王刘贾,是刘氏宗亲,不知道高祖刘邦起事的时候,刘贾是受谁节制。
在这句看似不负责任的话中,我们不难看出:太史公其实还有两层言外之意。
一、高祖起事的时候,这货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。
也就是说,在刘邦起事之前,刘贾与刘邦,或者说刘煓,乃至更上一代的魏丰公刘煓一脉,都是没有什么交际的。
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刘邦原本‘穷在闹市无人问’,一朝起兵反秦,就‘富在深山有远亲’,得到了刘贾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。
二、刘贾跟刘氏宗亲,主要是刘邦这一脉的关系,已然无法考证。
换而言之,对于刘贾在刘氏宗亲中的具体辈分、与高祖刘邦的详细亲缘关系,太史公已无从考证。
在《史记》表示不知道,太史公司马迁亲口承认无法考证的情况下,普遍被认为史记plus的《汉书》,却出现了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。
《汉书·卷三十五·荆燕吴传第五》:荆王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,不知其初起时。
与《史记》一样,都带了一句略有些不负责任的‘不知其初起时’——不知道最初,跟随高祖刘邦时的状况。
但与《史记》‘刘贾,诸刘(之一)’的严谨态度不同,《汉书》却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考据来源,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记载: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。
‘从父兄’这个词,无论是在史料记载,还是在古代读物中,都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,且寓意也大都为‘远方亲戚中的堂兄、表兄’之类。
但根据作者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,直到唐代,‘从父兄’的定义都还十分明确。
唐·颜师古《汉书注》:父之兄弟之子,为从父兄弟也;言本同祖,从父而别。
意思就是说:父亲的兄弟的儿子,就是‘从父兄’或‘从父弟’,表示祖父为同一人,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分为两支脉系。
有了这个定义,《汉书》对刘贾的记载,就更不具可靠性了。
——既然从父兄,指父亲的兄弟的儿子,即叔伯的儿子,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堂兄弟,那作为‘高帝从父兄’的刘贾,就应该比刘邦更年长。
并且刘贾的父亲,应该是太上皇刘煓的兄弟,即彭城刘氏始祖,魏丰公刘仁(一说刘荣)的儿子。
但遗憾的是,根据现世流传的《彭城郡刘氏彭城堂始祖·荣公》的刘氏宗谱记载,只能查到魏丰公刘仁唯一的儿子:太上皇刘煓。
从这一点,我们能得出一个大概率没有错误的结论:太上皇刘煓,是魏丰公刘仁独子。
这样一来,‘刘贾,高祖从父兄’的说法就立刻站不稳脚跟了。
——从父兄从父兄,你爹好歹得跟我爹是亲兄弟,咱俩得有共同一个爷爷吧?
但根据刘氏宗谱追溯,刘贾的父亲显然不大可能是魏丰公之子,所为刘贾的身份,更大概率是与魏丰公一脉更加疏远的远方亲戚。
除了父亲与魏丰公的关系,刘贾的年龄,也很难满足‘高祖从父兄’的说法。
从父兄,也就是堂兄的定义,可以说千百年来都未曾变化——叔伯的儿子,且比自己年长者,为从父兄/堂兄。
也就是说,作为高祖刘邦的从父兄,刘贾的年纪比刘邦大。
这样一来,问题就简单多了。
大家不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:汉高祖五年,即公元前202年,年五十五岁的汉王刘邦刘邦,亲自率军追击项羽至固陵,随后派出比自己还要年长的从父兄刘贾,南渡淮河包围寿春······
——五十五岁的刘邦,能和正值壮年的霸王项羽掰腕子,并最终成功鼎立汉祚的故事,已经足够具有不可取代性了。
在这个前提下,一个年纪超过五十五岁的老宗亲,在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的两千二百千年,受老天子之令先断项羽粮道,后又渡河作战、迎击当时尚在项羽麾下,正值壮年的英布,怎么想都有些不大现实。
结合以上考证内容,佐吏可以大言不惭的得出以下结论:对于荆王刘贾与高祖刘邦的亲缘关系,《史记》中‘是亲戚,但不知道是啥关系的亲戚’的记载,应当是更为准确的;而《汉书》中直接断定‘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’的记载,则显然没有丝毫说服力。
本书中,便沿用了‘是亲戚,但具体亲缘关系不明’为背景,给刘贾安了一个比刘邦小一辈的辈分;此举为杜撰,非为史实,也没有史料作证,只是单纯的设定。
除了刘贾,最近几章写到英布反叛的内容,也有些问题需要交代一下。
英布籍贯为九江六邑,最开始也是因籍贯而被项羽封为九江王,之后被刘邦改封为淮南王。
而这里的‘改封’实际上并不是移封,而是在原有封土,即九江郡的基础上,增加了衡山郡,合此二郡为淮南国。
而九江、衡山两郡,在春秋之时本为吴国领土,后随着越王勾践灭吴而并入越国;到战国初期,楚怀王灭越,九江、衡山二郡又并入楚国。
具体内容在正文中讲述的较为明确,最终结论也已在正文中得出:在汉初之时,九江、衡山二郡,都可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‘吴地’,准确地说是吴北;九江、衡山出身的百姓,也大多自诩为吴人,而非越人、楚人。
只不过,相较于更认同吴王夫差一脉的长沙国百姓,以及更靠南的南越、闽越、南海、东越等‘百越之民’,九江、衡山二郡的百姓对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,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同感,但也多少心怀些许缅怀就是了。
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一下文中多次出现,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细讲的东西。
——汉初的长沙王吴氏,确确实实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。
据清光绪八年(公元1882年)重修的《鸿源吴氏宗谱》,及鄱阳鸡峰的《吴氏宗谱》载:吴芮应是夫差的第十一世孙,吴国始祖泰伯的第三十三世孙;
《上饶地区志》(1997年版)则称为第七世孙——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,越王勾践毙夫差,追杀夫差家人;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,太子鸿和王子徽及其子女,随吴国南溃兵马,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鄣公山,隐匿到浮梁的瑶里、九龙、金竹山、蛟潭、福港等偏僻地区生存下来。
公元前248年,吴芮的父亲吴申,被贬到番邑(今鄱阳)定居。
一代长沙王吴芮,本为楚人(楚民),秦一通天下之后,被任命为秦番邑第一任县令,与此同时,吴芮也是第一位起兵响应起义的秦吏,即秦国官员。
在秦亡之后,吴芮也成为了项羽所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,获封衡山王,土衡山郡。
之后霸王项羽自刎乌江,项羽所封的十八路诸侯势力也得以重新洗牌,衡山王吴芮便被移封为了长沙王,其原本国土衡山郡,也被并入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土,合称:淮南国。
刘邦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,吴芮便病故,但与绝大多数汉初异姓诸侯······
准确的说:是与任何一位汉初异姓诸侯所不同的是,在吴芮死后,心心念念铲除异性诸侯势力的汉天子刘邦,却并没有打长沙国的算盘,而是让吴芮的儿子吴臣顺利继承了长沙王的王爵。
甚至在吴臣之后,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、四世王吴右、五世王吴差,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,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,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。
这,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——在‘异姓诸侯为原罪’的汉初,长沙王吴氏一脉,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?
答案,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:长沙王吴氏,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。
汉室初,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,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;而没有开发,就意味着民智相对愚昧、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。
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,即岭北的长沙、衡山等地,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,‘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’,指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。
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‘血统论’的时间节点,彼时的吴人、越人这两个群体,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;
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,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,并因此而自诩为‘贵胄之后’;而长沙国,以及衡山、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,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,以‘夫差后裔’自居。
这种情况,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,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,最靠北的九江最轻。
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‘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’的说法一致——过了长江越靠南,开发程度就越低,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,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。
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,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,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
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,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,汉室的态度,其实一直都很纠结。
因为相较于文化、传承、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,赵佗掌控下的南越,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,严格意义上来讲,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,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。
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,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、教化等方式,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,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,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。
所以汉室鼎立之初,对于南越,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‘外蛮’,还是‘内贼’。
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,以及关东异姓诸侯、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,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问题,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。
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,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,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(主要是陆贾)来劝说赵佗去帝号,接受汉室‘汉南越王’的册封。
而长沙王吴氏一脉,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,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。
——南越王赵佗,终不过是王,汉天子刘邦,那可是天子!
至于你百越之民,人均自诩‘勾践后裔’,但我长沙国的王,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!
这样一来,借着‘帝-王’‘自诩后裔-真的后裔’的对比,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,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,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,都无法掌握一个站得住脚的大义旗帜,从而跨越岭南,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。
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‘绝嗣’,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,也是十分微妙——刚好是文-景之交,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,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、征讨的时间点。
从这个角度上而言,吴氏一脉成功在‘长沙王’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,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,需要借吴氏‘夫差之后’的血脉,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。
除了镇压,或许也有吸引仇恨,为汉-越提供长沙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带的考虑;但总体而言,吴氏得保长沙国祚传延五世,主要原因应该还是‘夫差后嗣’的身份。
当然,这也与自一世长沙王吴芮时起,历代吴氏长沙王对长安毕恭毕敬的态度、予取予求的姿态有关。
这一点在正文中也提到过:包括吴芮在内的历代长沙王,都无一例外的保持了‘每年上一封奏折,请求朝觐长安’,虽然大都被拒绝,但还是坚持不懈长达五十年。
为了堵住‘长沙王年年请求朝觐’的口子,高后吕雉甚至专门规定:诸侯王三年一朝长安。
但即便如此,之后的历代吴氏长沙王,也还是坚持不懈的每年一请朝长安。
也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低姿态,让吴氏一脉在那个‘拒绝朝觐等同造反’的时代,得以享国数十年。
··········
明天月初,刚好借机去看看腰,休息一天,谢谢大家理解。
祝大家身体健康,生活愉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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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刘贾的身份。
根据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,《史记·卷五十一·荆燕吴传第二十一》记载:荆王刘贾者,诸刘,不知其何属初起时。
译:荆王刘贾,是刘氏宗亲,不知道高祖刘邦起事的时候,刘贾是受谁节制。
在这句看似不负责任的话中,我们不难看出:太史公其实还有两层言外之意。
一、高祖起事的时候,这货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。
也就是说,在刘邦起事之前,刘贾与刘邦,或者说刘煓,乃至更上一代的魏丰公刘煓一脉,都是没有什么交际的。
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刘邦原本‘穷在闹市无人问’,一朝起兵反秦,就‘富在深山有远亲’,得到了刘贾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。
二、刘贾跟刘氏宗亲,主要是刘邦这一脉的关系,已然无法考证。
换而言之,对于刘贾在刘氏宗亲中的具体辈分、与高祖刘邦的详细亲缘关系,太史公已无从考证。
在《史记》表示不知道,太史公司马迁亲口承认无法考证的情况下,普遍被认为史记plus的《汉书》,却出现了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。
《汉书·卷三十五·荆燕吴传第五》:荆王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,不知其初起时。
与《史记》一样,都带了一句略有些不负责任的‘不知其初起时’——不知道最初,跟随高祖刘邦时的状况。
但与《史记》‘刘贾,诸刘(之一)’的严谨态度不同,《汉书》却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考据来源,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记载: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。
‘从父兄’这个词,无论是在史料记载,还是在古代读物中,都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,且寓意也大都为‘远方亲戚中的堂兄、表兄’之类。
但根据作者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,直到唐代,‘从父兄’的定义都还十分明确。
唐·颜师古《汉书注》:父之兄弟之子,为从父兄弟也;言本同祖,从父而别。
意思就是说:父亲的兄弟的儿子,就是‘从父兄’或‘从父弟’,表示祖父为同一人,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分为两支脉系。
有了这个定义,《汉书》对刘贾的记载,就更不具可靠性了。
——既然从父兄,指父亲的兄弟的儿子,即叔伯的儿子,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堂兄弟,那作为‘高帝从父兄’的刘贾,就应该比刘邦更年长。
并且刘贾的父亲,应该是太上皇刘煓的兄弟,即彭城刘氏始祖,魏丰公刘仁(一说刘荣)的儿子。
但遗憾的是,根据现世流传的《彭城郡刘氏彭城堂始祖·荣公》的刘氏宗谱记载,只能查到魏丰公刘仁唯一的儿子:太上皇刘煓。
从这一点,我们能得出一个大概率没有错误的结论:太上皇刘煓,是魏丰公刘仁独子。
这样一来,‘刘贾,高祖从父兄’的说法就立刻站不稳脚跟了。
——从父兄从父兄,你爹好歹得跟我爹是亲兄弟,咱俩得有共同一个爷爷吧?
但根据刘氏宗谱追溯,刘贾的父亲显然不大可能是魏丰公之子,所为刘贾的身份,更大概率是与魏丰公一脉更加疏远的远方亲戚。
除了父亲与魏丰公的关系,刘贾的年龄,也很难满足‘高祖从父兄’的说法。
从父兄,也就是堂兄的定义,可以说千百年来都未曾变化——叔伯的儿子,且比自己年长者,为从父兄/堂兄。
也就是说,作为高祖刘邦的从父兄,刘贾的年纪比刘邦大。
这样一来,问题就简单多了。
大家不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:汉高祖五年,即公元前202年,年五十五岁的汉王刘邦刘邦,亲自率军追击项羽至固陵,随后派出比自己还要年长的从父兄刘贾,南渡淮河包围寿春······
——五十五岁的刘邦,能和正值壮年的霸王项羽掰腕子,并最终成功鼎立汉祚的故事,已经足够具有不可取代性了。
在这个前提下,一个年纪超过五十五岁的老宗亲,在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的两千二百千年,受老天子之令先断项羽粮道,后又渡河作战、迎击当时尚在项羽麾下,正值壮年的英布,怎么想都有些不大现实。
结合以上考证内容,佐吏可以大言不惭的得出以下结论:对于荆王刘贾与高祖刘邦的亲缘关系,《史记》中‘是亲戚,但不知道是啥关系的亲戚’的记载,应当是更为准确的;而《汉书》中直接断定‘刘贾,高帝从父兄也’的记载,则显然没有丝毫说服力。
本书中,便沿用了‘是亲戚,但具体亲缘关系不明’为背景,给刘贾安了一个比刘邦小一辈的辈分;此举为杜撰,非为史实,也没有史料作证,只是单纯的设定。
除了刘贾,最近几章写到英布反叛的内容,也有些问题需要交代一下。
英布籍贯为九江六邑,最开始也是因籍贯而被项羽封为九江王,之后被刘邦改封为淮南王。
而这里的‘改封’实际上并不是移封,而是在原有封土,即九江郡的基础上,增加了衡山郡,合此二郡为淮南国。
而九江、衡山两郡,在春秋之时本为吴国领土,后随着越王勾践灭吴而并入越国;到战国初期,楚怀王灭越,九江、衡山二郡又并入楚国。
具体内容在正文中讲述的较为明确,最终结论也已在正文中得出:在汉初之时,九江、衡山二郡,都可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‘吴地’,准确地说是吴北;九江、衡山出身的百姓,也大多自诩为吴人,而非越人、楚人。
只不过,相较于更认同吴王夫差一脉的长沙国百姓,以及更靠南的南越、闽越、南海、东越等‘百越之民’,九江、衡山二郡的百姓对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,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同感,但也多少心怀些许缅怀就是了。
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一下文中多次出现,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细讲的东西。
——汉初的长沙王吴氏,确确实实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。
据清光绪八年(公元1882年)重修的《鸿源吴氏宗谱》,及鄱阳鸡峰的《吴氏宗谱》载:吴芮应是夫差的第十一世孙,吴国始祖泰伯的第三十三世孙;
《上饶地区志》(1997年版)则称为第七世孙——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,越王勾践毙夫差,追杀夫差家人;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,太子鸿和王子徽及其子女,随吴国南溃兵马,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鄣公山,隐匿到浮梁的瑶里、九龙、金竹山、蛟潭、福港等偏僻地区生存下来。
公元前248年,吴芮的父亲吴申,被贬到番邑(今鄱阳)定居。
一代长沙王吴芮,本为楚人(楚民),秦一通天下之后,被任命为秦番邑第一任县令,与此同时,吴芮也是第一位起兵响应起义的秦吏,即秦国官员。
在秦亡之后,吴芮也成为了项羽所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,获封衡山王,土衡山郡。
之后霸王项羽自刎乌江,项羽所封的十八路诸侯势力也得以重新洗牌,衡山王吴芮便被移封为了长沙王,其原本国土衡山郡,也被并入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土,合称:淮南国。
刘邦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,吴芮便病故,但与绝大多数汉初异姓诸侯······
准确的说:是与任何一位汉初异姓诸侯所不同的是,在吴芮死后,心心念念铲除异性诸侯势力的汉天子刘邦,却并没有打长沙国的算盘,而是让吴芮的儿子吴臣顺利继承了长沙王的王爵。
甚至在吴臣之后,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、四世王吴右、五世王吴差,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,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,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。
这,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——在‘异姓诸侯为原罪’的汉初,长沙王吴氏一脉,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?
答案,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:长沙王吴氏,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。
汉室初,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,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;而没有开发,就意味着民智相对愚昧、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。
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,即岭北的长沙、衡山等地,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,‘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’,指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。
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‘血统论’的时间节点,彼时的吴人、越人这两个群体,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;
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,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,并因此而自诩为‘贵胄之后’;而长沙国,以及衡山、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,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,以‘夫差后裔’自居。
这种情况,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,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,最靠北的九江最轻。
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‘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’的说法一致——过了长江越靠南,开发程度就越低,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,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。
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,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,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
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,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,汉室的态度,其实一直都很纠结。
因为相较于文化、传承、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,赵佗掌控下的南越,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,严格意义上来讲,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,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。
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,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、教化等方式,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,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,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。
所以汉室鼎立之初,对于南越,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‘外蛮’,还是‘内贼’。
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,以及关东异姓诸侯、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,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问题,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。
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,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,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(主要是陆贾)来劝说赵佗去帝号,接受汉室‘汉南越王’的册封。
而长沙王吴氏一脉,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,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。
——南越王赵佗,终不过是王,汉天子刘邦,那可是天子!
至于你百越之民,人均自诩‘勾践后裔’,但我长沙国的王,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!
这样一来,借着‘帝-王’‘自诩后裔-真的后裔’的对比,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,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,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,都无法掌握一个站得住脚的大义旗帜,从而跨越岭南,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。
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‘绝嗣’,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,也是十分微妙——刚好是文-景之交,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,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、征讨的时间点。
从这个角度上而言,吴氏一脉成功在‘长沙王’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,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,需要借吴氏‘夫差之后’的血脉,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。
除了镇压,或许也有吸引仇恨,为汉-越提供长沙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带的考虑;但总体而言,吴氏得保长沙国祚传延五世,主要原因应该还是‘夫差后嗣’的身份。
当然,这也与自一世长沙王吴芮时起,历代吴氏长沙王对长安毕恭毕敬的态度、予取予求的姿态有关。
这一点在正文中也提到过:包括吴芮在内的历代长沙王,都无一例外的保持了‘每年上一封奏折,请求朝觐长安’,虽然大都被拒绝,但还是坚持不懈长达五十年。
为了堵住‘长沙王年年请求朝觐’的口子,高后吕雉甚至专门规定:诸侯王三年一朝长安。
但即便如此,之后的历代吴氏长沙王,也还是坚持不懈的每年一请朝长安。
也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低姿态,让吴氏一脉在那个‘拒绝朝觐等同造反’的时代,得以享国数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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